【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2 年第8 期

社会认识论和我近几年思考的问题有很大的关联。下面主要分析五个问题:

第一，现代国家的管理和社会的自治。国家的作用在今天似乎不是减弱了，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我们发现，社会越是发展，越是现代化、城市化，社会的问题就越多，管理就越是重要，管理也变得越是复杂起来。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是社会发展本身的需要，还是国家或政府要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 现代国家的管理和社会的自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与每个人的自由是否构成对立? 如何从唯物史观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第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的有限发展。如果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里面的每个人显然只能承担一定的职能，充当一定的角色。而我们希望的是什么? 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的理想是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是从现在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经验以及对未来的预测来看，这个理想似乎很难达到。只要社会有分工，有不同的职能，每个人只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在一定的尺度上发展自己，他就很难达到自由全面的发展。比如，总要有人开公交车，有人扫大街。有些劳动强度大又有危险的事，可以交给机械人去做，但多数职业机器人做不了。在人的自由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有一个观点，就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时间不断缩短，自由时间延长，人就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发展自己。这是我们的经验可以证明的事实。但是，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不是在周末，而是在工作、在进行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时候，我们是否自由? 马克思原来寄希望于消除自发的分工，后来他认识到物质生产领域永远是一个必然王国，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肉体需要的制约。所以，我们不仅要思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理想，还要思考社会有机体与人的个体性和人的自由的关系问题。社会中哪里有自由人联合体? 现在的企业肯定不是: 只要为了生产或利润，即使自由人自愿地联合起来，也要服从生产的逻辑、市场的逻辑。

第三，经济、技术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矛盾。我们之所以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并且认为它是现代社会的解释模式，也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出路，是因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做了高度的抽象，这就是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样就有了 “普遍”的依据来判断一个社会的 “发展”程度。但是，普遍的东西往往是抽象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把每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的特殊性抽象掉了，或者说把文化的物质方面归结为生产力，把文化的人文的、宗教的方面归结为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后者并没有真正的独立性。我们过去就是按照这个理论看待中国的落后的，也是按照这个理论制订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规划的。但是这种进步观隐含着 “生存强力”原则，人文、道德的价值没有独立性。而今天的全球化和地方性的相互作用与转换，实际上提示我们不仅要从时间的纵向的角度看 “发展”或 “进步”，还应当从空间的横向的角度看 “多元”和 “平等”。科技、经济越是 “趋同”，就越是要重视文化的 “趋异”、文化的多样性。虽然不同的文化之间也有竞争和淘汰，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不仅延续五千多年而不辍，而且在近代经过西方文化的冲击和自身的变化后，其重视和谐的思想越发显示出时代的价值。我们现在意识到，“民族”比马克思强调的 “阶级”还要根本、还要顽强。原来我们认为不管是什么民族，只要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区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然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人类就解放了、世界就平等了。现在的情况却是阶级的作用在削弱，民族的作用突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了当代世界的基本关系。这恐怕也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挑战。这里涉及到社会哲学的模式和文化哲学的模式: 如果说社学哲学的模式、唯物史观的模式是 “自下而上”地看问题，那么文化哲学的模式则反过来，是从语言符号、从观念 “自上而下”地看问题。可否说，这两种模式对人类社会整体的把握各有一得，亦各有一失? 即都有它们的有效性，但又都不全面。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比如历史哲学、历史解释学，把社会和文化两个维度整合起来? 这大概是从方法论上应该思考的问题。

第四，自然界能否当作社会历史的范畴?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是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所研究的 “社会历史”，很大程度上不是被作为人和自然的中介看待，而是被视为人直接生活于其中的领域，甚至是人的生活实践的全部所在。基于这种理解，我们甚至把自然完全当作社会历史的范畴，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得到我们许多人的认可。但果真如此的话，自然本身的独立性、客观外在性还存在吗? 就不存在了。学界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不是实践唯物主义有争论，而问题在于，实践范畴或历史范畴能不能合理地解释人和自然的关系? 人和自然生态的关系在今天变得很严重了。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所以他起初还说 “自然的人化”和 “人的自然化”，后来推崇的主要是人的主体性、工业生产的实践，是人自己创造的社会历史因素———这在当时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今天越来越现代化，西方则进入了后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唯物史观贯彻的还是主体主义原则，它就成问题了。当然，马克思是联系人与人的关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提出 “资本的逻辑”与 “生态的逻辑”的对立。但是，这里确实有一个唯物史观是否属于主体主义的问题，有一个如何理解实践的问题。

第五，关于普世价值。最后再谈一下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选择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近代以来的问题，一是中国和外国特别是西方的关系问题，一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中国必须走出过去专制主义和农民起义的循环。西方的冲击激化了中国自身原有的矛盾和问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和问题，我们对内反对 “封建主义”，对外反对 “帝国主义”，终于实现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但胜利以后，却想通过“与资本主义对着干”，开辟出一条与现代西方完全不同的人类发展道路。结果搞出十年浩劫，宣告了这种选择的失败。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这是最伟大的历史性选择，它让中国真正进入世界交往。中国是否就像马克思所形容的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还是应该自己尽一切努力发展起来，成为新的 “帝国”? 这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的那份世界视野和情怀，要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能否通过整合各种资源，提出具有世界意义的理念和规则。所谓普世价值，其实就是不管是谁提出来的，大家都能按照它去做，都能受益，或者说达到共生共荣。我们今天在致力于自己发展的同时，不能不考虑人类共同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