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启蒙及其后果的反思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重要学术主题之一。由于这一主题涉及到对现代性的追问，其中对技术理性的质疑、科学技术双刃剑的评估、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现代社会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且这种反思必然要深入到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模式的根基、东西方文化比较等更深的层面，因此，对启蒙的反思不仅仅是西方学界的重要主题，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启蒙自身的不可避免性，更由于它是一个常态化的行为，因此，今天讨论启蒙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在旷日持久的反思批判之中，霍克海默、阿多诺的 《启蒙辩证法》一书的写作，对启蒙的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这一反思更多地停留在 “辩证思维”层面，而缺少反思的历史文化深度; 更多地在形而上学维度上进行批判，而缺乏从文化哲学维度上反思。相对而言，对启蒙进行文化哲学反思是极为必要的。

一 对启蒙的 “辩证法批判”及其限度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 17 －18 世纪发生在欧洲的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作为启蒙运动的旗手，康德把启蒙看作人走出不成熟状态并大胆使用自己的理性，当时而言就是使人摆脱宗教对人的压制和束缚、走出神权政治下社会的沉闷状态，让人获得尊严。由于启蒙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 “黑暗的中世纪”，而且历经几百年的时间，因此，当代人所用的 “启蒙时代”就是以光明驱逐黑暗的历史时代。从欧洲文明史来看，以 “启蒙”精神为核心的启蒙运动、启蒙时代、启蒙的后果都是十分珍贵的，它为推动人类的历史进步所实现的深刻的社会思想文化革命是值得歌颂和赞美的。正如恩格斯所说: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 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深受启蒙精神影响并且带着乐观的革命精神投入到社会改革和批判活动之中。在启蒙精神的推动下，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抛到垃圾堆里去了。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清醒地意识到，启蒙运动催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以往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言无疑是进步的; 然而，“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 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 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 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 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2］启蒙思想家们的局限性就表现在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限制，他们只能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无法预见到更加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站在现代立场上对启蒙加以审视和批判，他们揭示了启蒙的良好初衷与悲剧后果: “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3］在检讨了按照启蒙精神塑造的现代社会中种种不如人意的弊端之后，他们揭示了 “启蒙的辩证法”或 “启蒙悖论”。启蒙辩证法表现在: 一方面，没有启蒙的推动，人的思想就无法解放; 没有启蒙精神的确立，就无法摆脱蒙昧状态; 没有理性和科学精神作为基础，就无法驾驭和改造自然界; 不按照理性原则确立社会法律框架，就不会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然而，一旦一味地将理性原则贯彻到底，其灾难性后果又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对科学的迷信、技术理性对人的宰制、发达的民主制度下无孔不入的微观权利对人的控制等，这一切都可以在启蒙精神中找到祸害的源头。这其中似乎有一种规律性的 “辩证法”或悖论，因为 “在启蒙精神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有一定的理论观点受到毁灭性的批判，而只存下来一种信念，直到精神的概念、真理的概念，甚至启蒙精神的概念变成了泛灵论的巫术。正如神话已经进行了启蒙，启蒙精神也随着神话学的前进，越来越深地与神话学交织在一起。”［4］他们总结了启蒙精神的现代性后果的种种表现: 第一，神话与科学之间共同的特性。理性的任意性与强制性表明，神话和科学同源，“而神话和科学就是启蒙精神的表达”［5］。第二，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奥秘关系。“知识就是权力，它既无限地奴役生物，也无限地顺从世界的主人。”［6］在启蒙的知识定义下，知识鄙视观念和思想。知识就是实用的方法，就是技能。“人们在研究新时代的科学时放弃了思维。人们用公式来代替概念，用规则和偶然性来代替原因。”［7］第三，现代社会统治阶级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对被统治阶级的麻痹和欺骗。“冷酷无情的社会借助这种带有麻醉剂的田园生活，使受奴役的阶层承担起他们不能忍受的苦难，而不再有维持自我生存的理性。实际上，这种田园生活仅仅是一种幸福的假象，让人麻木不仁地度过困苦的生活，像动物一样地存在着”［8］。现代社会中，好事善行都变成了罪恶，而统治和压迫则变成了美德。因为 “对于统治者来说，人们变成了资料，正像整个自然界对于社会来说都变成了资料一样”［9］。深入分析就会看到，“技术世界的理想、废除自然，即彻底控制自然又反馈到人的身上: 全面的剥削作为 ‘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在被规定为是必然永恒的自然的剥削中只能坚持剥削的本性，‘即虚假的绝对，盲目的统治的原则’，并发展为一切社会形式的统治工艺学”［10］。

毋庸置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现代性的批判的确十分深刻和全面。联系到启蒙精神和启蒙运动对现代性种种弊端的根源的发掘也无可非议。但是，他们的批判似乎导致一种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再次陷入了黑格尔式单纯的思维运动怪圈。在他们看来，“一切早期变化，从早期泛神论到神话，从母系制度文化到父系制度文化，从奴隶主的多神论到天主教的教权等级制度，用新的、即被启蒙的神话学代替了旧的神话学，用一大群神代替了母系制度的女首领，用对羔羊的尊敬代替了对死者的尊敬，在具有启蒙精神的理性的光辉照耀下，每一个客观的、在事实中有论据的赋予，都成了神话学式的”［11］。如果这个结论能够成立，那么，他们的启蒙辩证法就变成了黑格尔的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翻版，即 “启蒙既破解神话，启蒙也变成神话”。那么，失去文化根基的辩证法就会陷入 “启蒙 － 神话 － 启蒙 － 神话”的无限循环之中。人类社会就被一个个神话所欺骗，无法打开“解神话－编造神话－再解神话”的魔咒。

事实上，人类没有神话和宗教就无法生存。普通百姓如此，智者达人同样如此。科学在不断破解神话的同时也在制造出新的神话。今天人们崇拜科学犹如中世纪人们崇拜上帝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人对金钱、权利、名誉的崇拜同样如此。这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显然，不能因今天的悲剧而对启蒙乃至人类的文化发展持一种极端的虚无主义态度。其实，西方的启蒙运动也并非是一种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严厉批判的单纯的技术理性幻灭的后果，其积极意义同样不可低估。理性与信仰的妥协与调和，启蒙带来的并非仅仅是悲剧，更多的是喜剧。不难发现，对启蒙的反思、否定、批判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的，对现代性的反思大致有三种表现，其中两种来自西方社会内部，一种来自非西方社会。来自西方社会内部的两种情形是: 其一，从传统社会立场出发，用传统的理念否定现代社会理念，用信仰主义反对理性主义，用等级制反对民主人权; 其二，用后现代社会去反对和否定现代社会。这种反思就是对无孔不入的知识权利、技术理性、现代民主制度、生态环境危机、信仰危机等进行批判，从这些批判反思到对启蒙本身的反思和批判直至否定启蒙。第三种表现是来自非西方社会，主要是尚未经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未经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尽管形态各异，但其共同特征是这些国家都没有经历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政治革命，传统文化均没有受到深刻批判和颠覆，传统的自然经济、风俗习惯、文化传承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强势和霸权，他们企图回到原有的与世隔绝的田园牧歌生活之中，祈求用古老的天人合一的智慧去消解现代性的弊端。

总体上看，反思现代性进而否定启蒙的基本逻辑是: 启蒙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断裂的推手，没有启蒙就没有西方社会的转型，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文化模式或价值理念的根本区别就是启蒙的理念的确立，包括人本精神、理性精神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以及围绕这一理念展开的法治精神、自律精神、契约精神、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原则。按照这个逻辑，现代社会的弊端或现代性的问题就要由启蒙来承担，这种责任就要追究到启蒙运动和启蒙本身。这显然是一种荒谬的逻辑。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那么，人类社会将永远会处于止步不前的状态，正好符合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念，人类有可能永远处于鸿蒙时代，永远无法开篇。

二 文化的演进机制与启蒙的作用

任何思想家哲学家都无法超越民族文化所提供给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哲学立场。这里的意识形态是指“界定好坏的下意识的信念，以及基于这些信念之上的行为体系。它们是最古老和最具普世性的人类观念系统，早在远古就产生却一直深深埋藏于有意识的思考层面之下。……与理论和哲学不同，它们没有历史，也没有什么思想或理性的渊源，它们只是关于什么是正误的不变的信念，其源头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记忆。但是，这些意识形态往往被思想家们发展为哲学学说或社会科学学说，成为社会所遵守的基本观念”［12］。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之所以掉进思辨逻辑的陷阱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哲学立场密切相关。以传统形而上学为核心的思辨哲学习惯于割断历史情境去评价历史事件，从而把启蒙精神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脱离。事实上，霍克海默、阿多诺这种对启蒙的 “辨证法批判”是与西方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及其理论基础密切相关的。

第一个理论基础是坚信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是建立在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坚信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然而，这种对立只能在逻辑思维中存在，而在具体的生存活动和民族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并不存在这种截然的对立。韦伯曾将人的社会行为在逻辑上划分为四种，即受价值理性支配、受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支配、受情感或情绪支配、受传统习惯支配等四种行为。其实，这种划分总体上也是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的行为。然而，韦伯同时也承认，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绝对纯粹的上述某一种行为，哪怕是理性的 “经济人”也难免受宗教、伦理、风俗、习惯等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二个理论基础是进步主义与历史退步主义的对立。历史进步主义、历史乐观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所谓进步论，就是一种认为人类文化史是逐步进步的学说或意识形态。……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原则: 其一，认为人类历史是沿着一个持续、必然和有序的轨迹前进的。其二，认为人类历史轨迹是因果法则 ( causal law) 持续作用的结果。其三，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已经并将继续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13］这种意识形态得到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的双重的强化，人们有一种先验的判断和基本的信仰，坚信人类社会一定是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与这种主流的意识形态相对的还有一种极端的观点，可以称为历史退步论。卢梭认为，文明导致了道德的堕落和历史的退步。史前的没文化的原始人是高尚的，社会也是和谐、平等、幸福的; 自从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有了财产、国家，也就伴生了不平等和野蛮。霍克海默、阿多诺的现代退步论与卢梭的理论如出一辙，认为启蒙之后的状况并不比启蒙之前的状况要理想，相反，启蒙会导致社会的更大倒退。由此可见，霍克海默、阿多诺的观点实际上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坚持历史乐观主义信仰并以此为前提，另一方面又由于极度的失望而转向另一个极端???历史退步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历史观本身是值得怀疑的，且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做极端的选择，本身就是难以成立的。

第三个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的对立。人本主义是针对神本主义的一种价值观念，这种观念更多地强调人的地位，把人看作是最高的目的和主体，对批判神本主义发挥过积极作用。人本主义是一种以自觉和不自觉的形式支撑着人类行动的价值观。人本主义价值观把人类的生存当作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人本主义是一种规范和调整人类实践行为的实践原则。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总体上分为物质生产活动、政治活动、文化创造活动等。物质财富的追求、经济指数的增长、民主制度的改革与改良、文化生活的丰富与完善，无不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前提。如果物质财富成为人类崇拜的上帝，意识形态成为人类的禁锢，文化艺术成为人类感官满足的工具，科学技术成为人类束缚自身的枷锁……总之，人类不能逃脱对象化活动中被异化、被物化的悲惨命运，人类的生存就变得无意义。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体现、一种人为的创造物，基督教中的 “神本主义”恰恰是文化中和现实中的 “人本主义”及其体现。在人的文化生活中，上帝是人的化身、人的形象体现。希伯来文化精神以神话和直觉的方式，不仅解决了人的起源和人的归宿问题，而且还确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人是自然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 人类在替上帝看守和治理自然界，没有权利任意破坏自然界，也没有权力破坏自然界的各种平衡和谐关系。从文化精神角度去分析，基督教中的上帝的本体地位恰恰是人的本体地位，体现出的正是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

第四个理论基础是异化理论与文化多样性理论的对立。异化理论揭示了文化的悖论现象。异化理论的核心就是人或者主体永无谬误论，坚信主体制造的、创造的产品必须对主体始终有益，否则就都是异化。思辨的哲学，特别是德国唯心主义如果把人类丰富的文化生产创造活动简单化，即仅仅看到文化的消极后果，就会把异化绝对化。事实上，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一种对象化活动，是一种产生文化结晶而又在这种文化结晶基础之上进一步展开的永不停止活动。生产工具、劳动技能、宗教信仰、道德规范、法律制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一切对象化活动的后果都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这些人的创造作品和结晶一方面给人带来了新的自由，另一方面也给人带来了重负。没有宗教，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就无法得到统一和规范，相反，一旦陷入宗教信仰的迷宫不能自拔或宗教被人为地当作愚弄人民的工具，宗教就成为一种异化现象。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等都是如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重要理论基础就是异化理论。他们过度地强调文化的负面作用和可能，把人的对象化的现实活动的后果都归结为异化。须知，对象化的后果是多极的。因此，他们对启蒙及其后果的批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上述的理论基础已经对人们认识启蒙精神、启蒙运动以及文化的发展机制和规律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那么，文化的演进机制是什么呢?

从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和机制来看，启蒙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特殊事件或阶段性事件。在文化的演变中，并不存在某种单纯的进步主义路向或态势，而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与互相融合。文化是靠传播而分享的，是通过继承、学习、创新、回忆等得以延续的。没有千古固定不变的、绝对封闭的文化，文化只能在交流、借鉴和嫁接中得以发展和延续。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有新与旧之别，传统与创新是文化发展面临的永恒主题。在比较的视野中不难发现，文化具有丰富与贫乏之别，由于环境、生产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创造能力的差异，文化成果在不同民族之间表现出相对的丰富和贫乏。同时，由于文化内涵的丰富和成熟程度的不同，使得文化的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核心竞争力等文化软实力有所不同，并伴有主导性文化、轴心文化、中心文化与从属性文化、卫星文化、边缘文化的区别。文化成果一旦被创造就获得了记忆，被保存在人类的文化博物馆中世代相传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其中有正在被启用的，也有被尘封的; 有主导的，也有从属的; 有被弘扬的，也有被压制的; 有被完好保存的，也有被遗失、被破坏的。

伴随人类历史不断向纵深推进、民族之间的交往不断扩大、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日益加深，人类创造的文化世界将更加丰富多彩。面对庞大的文化符号世界，人类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去面对文化世界带来的挑战: 通过长时间的艰苦学习才能掌握人类积累的知识和技能; 通过痛苦的抉择才能摆脱旧的或错误的 “文化符号”的禁锢和宰制; 经常会在为某种科技发明狂欢的同时，又不得不对这种科技发明的灾难性后果而懊悔不已。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资源的过度开采、生态环境的破坏、金融危机、核武器、核泄漏等都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人世间的异化现象和悲剧并非现代西方社会的专利，在启蒙之前的欧洲和尚未经过启蒙之风吹过的其他地区同样有 “罪过”存在。历史进步主义和希冀启蒙一劳永逸地破解神话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如果能够跳出思辨哲学和西方文化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把启蒙置于人类的文化发展和演进之中加以审视，就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启蒙。首先，启蒙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是有阶段性的，不可能对其赋予永恒的诉求。其次，启蒙应该常态化。作为文化批判的利器应该在破解异化灾难中屡建战功，但是不能希望一次启蒙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最后，启蒙也会过犹不及、矫枉过正，但启蒙的后果和代价应该得到宽容。启蒙是对旧文化的批判，它并非是给定的灵丹妙药，而是针对以往的旧文化并给予直接的批判，它可以摧毁旧文化，建构新文化。新文化的后果并不能由启蒙来承担。

三 跨文化视域下启蒙的文化价值

启蒙运动作为独特的历史事件有其史学意义，启蒙精神作为一种思想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哲学意义，启蒙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运动，它自身承载了破与立的使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可以对启蒙运动做出不同的评价。然而，在跨文化视野下，启蒙的文化价值要远大于其史学价值。这种文化价值无论是对西方的文化发展还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第一，从文化的演变方式和机制来看，启蒙对推动文化变迁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批判，启蒙承载了破开传统文化模式坚冰的使命。启蒙运动成功地解构了中世纪长达千年中形成的以基督教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模式，确立了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文化内涵，这对于推动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尽管启蒙运动发生在欧洲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但却对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其他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从特定的历史事件来看，启蒙精神代表了一种科学、民主的精神，这种精神针对的是巫术、蒙昧、宗法血缘、家长制、等级制等传统习惯，而后者正是大多数尚未经历现代化转型的民族和国家具有的通病。因此，原则上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和民族都需要科学、民主精神的洗礼。从启蒙作为一种文化批判方式或长效机制来看，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需要不断地启蒙，只有不断地启蒙、批判，文化才能得以发展和丰富。正如福柯所指出，启蒙的现代性 “可以被概括为一种界限???态度，( limit － attitude) ”，因为批判就是“由对界限的分析与反思构成”，它“不再是为寻找具有普遍价值的正式结构”，从而最终使科学的形而上学成为可能，相反，问题是要把康德 “在必要限度的形式中实施的批判转化为一种实践的批判，它采取一种可能越界的形式”［14］。

第二，启蒙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毋庸置疑，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丰富发达，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化尽管与西方文化相比具有独特之处和相对优势，但这种文化毕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哲学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上主张 “天人合一”，在调解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 “合情合理”，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这种关系又紧紧依附于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这种文化导致人过多地把精力放在平衡人际关系和维护森严的等级制上，一方面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使人缺乏民主自由的精神而奴性十足。从文化的借鉴和互补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需要融入启蒙精神的核心理念，即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这一点为许多仁人志士敏锐洞察，从 20 世纪初 “五四”运动即开始引进西方的 “德先生”和 “赛先生”。“赛先生”的精髓???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即以新思想、新文化代表的身份注入中国文化，成为同愚昧落后、迷信盲从相对立、相斗争的革命力量，用理性摧毁人情、等级、保守、自然主义等陈旧观念。理性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补充作用弥足珍贵。“德先生”就是要使人民开始追求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和尊严。由此可见，科学精神在引导人类摆脱愚昧、克服迷信和教条方面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知道，启蒙的着力点在于破解自然界的神秘力量，向自然展示主体的力量; 依靠知识、科学和技术改善人类物质条件，通过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科学在精神方面的力量更为强大，它作用于人的心灵，这种精神的力量能够发掘人类理性的潜质，带来认识论、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变革，从而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新的境界。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步履维艰。由于中国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和潜移默化的，许多封建残余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运行。不善于独立思考、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信奉各种封建迷信和现代迷信等至今还一定程度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些无疑会对我国的发展形成巨大的阻力。为此，弘扬科学精神，展示其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力量，才能有效破解这些阻力。诉诸合理科学精神的积极力量，能够让我们拥有批判的头脑、进行理性的思考; 能够展开自由的讨论并使我们的观念接受实践的检验; 还能够让我们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反对迷信、反对盲从、反对权威、反对因循守旧; 引导我们不断开拓、不断创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任重道远，或许进行一场诸如启蒙运动般深刻的文化革新可以助推现代化的进程。当前国家倡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举措，正是这种深刻的文化革新的契机。( 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355 页; 第 356 页。

［3］［4］［5］［6］［7］［8］［9］［11］霍克海默、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第 1 页; 第9 页; 第 12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56 － 57 页; 第 80 页; 第 85 页。

［10］H． 贡尼、R． 林古特: 《霍克海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 89 页。

［12］［13］亚当斯: 《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剑波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 3 页; 第 9 页。

［14］福柯: 《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于 《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第 436 －43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