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世界，重要的是各领域精英走向世界，获取国际话语权。但是，目前这些精英的外语能力大多不太理想，拖慢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
　　
　　　
　　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新概念，指的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由哪些内容组成，尚无定说，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应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语种能力，即国家总共能够了解和使用多少种语言；2.国家主要语言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国家通用语言在国内外的地位；3.公民的语言能力；4.现代语言技术发展水平；5.国家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
　　
　　美国和中国语言能力的比较
　　
　　据说美国具有处理500个语种的能力，可以为公民开设200种语言课程。布什总统在任上为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开始实施“关键语言项目”，这些关键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日语、俄语、印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美国的目标就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事情，它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
　　
　　中国的语种能力十分有限，对世界语言的了解顶多有100种，能够较好使用的有20种左右，能够开设的外语课程连50种都不到。语种人才分布极不合理，除英语外，所有语种人才都不足。中国号称有3亿外语学习者，但99％都是英语学习者。近些年在国际国内发生重大社会安全事件时，情报常常会白白从眼皮底下溜过去，有些还酿成重大损失。
　　
　　我国特别缺乏的是“多语种能力”的人才，但现行的教育体制很难培养这种人才。中国走向世界，重要的是各领域精英走向世界，获取国际话语权，但是，目前这些精英的外语能力大多不太理想，拖慢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
　　
　　中国的语种能力差，还表现在对中国周边的语言、对重要的资源合作国的语言研究不够，人才缺乏。比如对喜马拉雅山周边语言、东盟各国的语言、非洲当地的语言等，都了解甚少。国家要走向哪里，语言就要先走向哪里。
　　
　　国家主要语言的国际国内状况
　　
　　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对外代表国家行使语言职责。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但是语言地位却没有相应提高。普通话在许多国际组织中虽有官方语言地位，但基本上只有我们在用，其语言地位“有名无实”；在许多国际组织普通话甚至连官方语言的地位也没有，“名实皆无”。
　　
　　虽然汉语的国际教育有很大发展，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遍及五洲，已经有近千所，大家都在激动地说“世界汉语热”，但学习汉语的人数在世界上的比例还十分有限，与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比，尚有很大距离。此外，我国还应当加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国际教育，比如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等。民族语言的国际教育，可以总体上提高中国语言的国际地位，而且也有利于国际人士正确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
　　
　　国家通用语言在国内也需要大力普及。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云南、西藏、新疆南部、青海南部等地，许多民族同胞不懂汉语。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很多科学知识的传播、西部的发展都需要普通话，学习普通话还关涉到政治权、发展权、生存权等公民权问题。当然，在讨论民族地区的语言这个话题时，还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和科学保护。此外还要看到，内地语言文字同港澳台地区的语言文字也有比较大的差异，内地也需要精通港澳台语言文字的专才。
　　
　　语言技术与国家信息化水平
　　
　　语言的使用和发展，一直伴随着语言技术的使用和发展。笔墨纸砚、电报电话、录音机、广播电视等等，都是语言技术。每一种语言技术的产生对语言的发展都作用巨大；特别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语言技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语言和语言生活。一部语言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语言技术发展史。
　　
　　现代语言技术，不仅在影响我们的语言生活，而且决定着国家信息化的水平，决定着国家的信息安全，制约着国家的“信息红利”。中国网民的数量、手机的广泛应用、汉语汉字和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决定了中国信息化有光辉的前景。有人说，中国走向世界要靠人，我觉得还要补充一句：网民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排头兵。通过网络把中国理念、中国语言文化传向世界，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但是，我们当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语言技术很少，中国语言文字的技术标准滞后，而且缺少法律和人才培养体系的支撑。像语言技术这些属于语言学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领域，现在“文理分家”的教育将其分隔开来。文理交叉学科的重要性似乎人人都懂，但文理分家的教育体制却痼疾难医！
　　
　　科学制定中国语言规划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需要有国家的语言规划。国家的语言规划有许多内容，这里着重强调三点：
　　
　　第一，制定国家的外语规划。国家外语规划起码应该包括语种规划、人才规划、教育规划和研究规划等。就语种规划而言，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关键语言”战略。中国的关键语言包括：国际事务通用语种，称“通用语种”；国家利益特需语种，比如周边国家的语言、重要资源地区的语言、伙伴国的语言、“假想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等，称“特需语种”；紧急情况下（如反恐、缉毒、维和、救灾等）使用的语种，称“应急语种”；科学研究等所需语种，称“学术语种”。
　　
　　第二，制定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规划。制定这一规划需要重视的主要问题有：中国应当向外传播哪些语言，其中哪些语言需要优先传播；怎样争取普通话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迅速有效地扩大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和使用者；主导汉语国际教育的各种标准的制定与实施等。
　　
　　第三，建立公民语言能力标准。根据我国教育实践、国际上的基本做法和信息化时代的要求，现代中国公民的语言标准应当是“三语（言）＋现代语言技术”。所谓“三语（言）”是说：汉族人在掌握普通话的同时，还要保持自己的方言，并掌握一门外语；少数民族在保持自己母语的基础上，要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同时也要学习一门外语。“多语能力”是现代人的重要素质。
　　
　　语言生活的和谐，既是社会和谐的表现，也是促成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要实现中国语言生活的和谐，最为重要的是处理好语言关系。国家通用语言在高层次、跨地区、跨民族的交际中发挥主要作用，而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外国语言也都在语言生活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要通过语言规划使它们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相辅相成。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