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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印度文学及泰戈尔的既定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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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们中国人主要是通过阅读“经典”来了解印度的。这里所谓的“经典”，是严格意义上的作为宗教法典或作为道德伦理规范的权威文献。而通常所谓的“文学经典”，不一定要附带宗教与道德的权威价值。为了与严格意义上的“经典”相区分，可以考虑使用“文典”这一既有的古汉语词，将具有审美典范意义的文学作品称为“文典”。“经典”是“经”，具有宗教性、神圣性；“文典”是“文”，以其审美价值而被读者接受，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中国人主要是将印度文学作为“经典”，而不是作为纯文学的“文典”来对待。前人带着“取经”的态度，历经千难万险到印度去，取回来的无论如何都得是“经”。但就印度佛教文献而言，那么庞杂的佛经文献，在当时的印度都是“经典”吗？“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不仅由于它含有宗教性和神圣性，也需要经过尽可能多的读者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不断加以阅读、阐释与研究。以此标准来看，从东汉到唐代，我们翻译的汗牛充栋的佛教文献，特别是其中大量的民间故事文学，有相当一部分在印度恐怕至多是“文典”，难以被称为“经典”，而在中国，却被视为“经典”，传到朝鲜和日本则被进一步经典化，为了保持其经典性，甚至不敢再将那些汉译经典再转译成日语或朝鲜语。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印度佛教传统文献的“经典化”多是由中国人来实现的。
换一个角度说，中国人是靠“经典”的阅读来看待印度的，一直以来，中国人所了解的印度，实则是“经典”中的印度。这以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代表。“经典”的印度是观念化的印度，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印度。正如读“四书五经”只能了解中国的经典文化，并不能了解中国的行为文化一样。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研究印度的著作不少，无论是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恽苏曼殊、许地山，还是季羡林、金克木、徐梵澄等，研究的多是经典的印度。中国人将印度“经典化”，历经一千多年，已形成一种定型化的期待视野。对古代印度如此，对现代印度也是如此。
对泰戈尔，中国人几乎也是这种心态。
20世纪初，特别是20年代，泰戈尔在中国的影响如此之大，固然与他获得诺贝尔奖有关，与他的文学成就有关，但也与中国人对印度的经典化的阅读期待、阅读习惯有关。从近百年来中国的泰戈尔评论与研究的文献来看，泰戈尔本人已逐渐被相当程度地神圣化了。泰戈尔访华前后，人们基本上是在“文典”的层面上看待泰戈尔的，对其思想观点及作品，鲁迅、陈独秀等人曾有过商榷和批评。但此后，“文典”的泰戈尔逐渐变为“经典”的泰戈尔。当然，这与印度国内将泰戈尔逐渐经典化和神圣化密切相关。在中国人撰写的多种泰戈尔的介绍和传记中，我们看到的是几近圣人的泰戈尔，这与我们对其他各国文豪的了解，形成了对照。例如，我们知道德国的歌德伟大，但也知道歌德的小市民气；我们知道俄国的托尔斯泰伟大，但也知道托尔斯泰青年时代“无恶不作”和老年时代的精神危机；我们知道法国的巴尔扎克伟大，但也知道巴尔扎克的世俗。从这个意义上说，泰戈尔本人及其作品都被双重地“经典化”了。而事实上，作家这类人的特质，在于他不是供人学习和模仿的道德楷模，而是作为最典型的“人”，其身上体现出更为丰富多面的人性，所以普通读者可以在其身上、在其作品里感受人性、反观自我、了解社会。泰戈尔也不例外。
泰戈尔的人与作品的“经典化”，对泰戈尔在中国的传播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泰戈尔在许多研究者的眼里是毋庸置疑的经典；另一方面，正由于被经典化，对一般读者而言，他似乎很遥远，以至难以理解。笔者在文学院课堂上用了对单个作家来说最多的课时来讲泰戈尔，但发现学生真正喜欢阅读泰戈尔的并不多，以之为对象写学期论文或毕业论文的人也相对较少，这与我们对泰戈尔的定位很不相称。学生们普遍认为泰戈尔的作品难以读懂，读懂了也难以产生共鸣。相反，学习泰戈尔的阿拉伯作家纪伯伦的分量比泰戈尔要轻得多，却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拥有更多的读者。
实际上，不光泰戈尔，整个印度文学在当代中国都遭遇了这种读者偏少的窘境。中国读者对印度文学“经典化”的既定期待视野，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印传统文化已实现了相当程度的交融，而中印现代文化却存在很大的鸿沟。在这种情况下，泰戈尔以及泰戈尔的阅读与研究，应成为中印之间相互理解的桥梁。我们今后的泰戈尔研究，是否可以从以往的“经典化”视域中走出来，而将其作为一种不同于“经典”的“文典”加以阐发呢？从文学研究史上看，对大作家的研究越多，阐释越多，其本来面目就越受到掩蔽，最后不得不有人来做“祛蔽”的工作，导致矫枉过正。有鉴于此，今后中国的泰戈尔研究是否应该考虑转变视角，在业已“经典”化的泰戈尔之外，我们还需要将泰戈尔的作品作为审美性的“文典”看待，更多地将其“神圣性”落实到日常、落实到活生生的人生，回归于多面性，这样，泰戈尔与新一代中国读者的距离或许会更近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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