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一般是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之上，不可能解释人类文明的全部进程。研读中国史料一方面是为了解答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可以用中国的历史事实和研究结论来验证、充实乃至修正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

　　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预言：21世纪是社会科学的中国世纪，其中中国史研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何把中国史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张光直称我们需要做三件事：“深入研究中国史料、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和深刻了解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张光直的预言至今已近三十年了，发挥中国史研究的潜力，走向社会科学的中国世纪，还是一个尚未实现的“梦想”。时至当下，重温张先生之治学良言，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学是实证科学，必须以史料为基础，以具体实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在此意义上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实事求是、据实而书，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在研究中就必须按照傅斯年所言，做到“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张光直所谓“深入研究中国史料”，就是在翔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提出具体实在的中国问题，将研究建立在牢固的史料基础和本土问题之上。张先生称，“资料是我们建设历史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没有资料，就没有历史；没有可靠的资料，就没有可靠的历史；没有丰富的资料，就没有全面的、翔实生动的历史”。离开中国的史料和具体的问题，一切所谓的中国研究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唯有低下头来，弯下腰来，“上群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中国史料中凝练出真实和有价值的问题，才能开启学术研究的新途。浩如烟海的中国史料，值得代代学人沉潜往复，皓首穷经。

　　我们常说要掌握理论武器，那么作为武器的理论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何种作用？“简单地说，理论赋予我们运作的方法论体系，选择我们收集、整理和解释我们所用的资料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的框架。”在中国史研究中，张光直强调的一点就是“深刻了解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理论决定如何选择史料。有关中国史研究的资料浩如烟海，散乱驳杂，要深入研究中国的问题，就要善于在纷繁复杂的资料中选择有学术意义的史料，做到慧眼识珠、披沙拣金。你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你也不会知道自己找了什么。“如果不把眼界放开，我们手中宝贵资料的意义便不能充分地发挥。”学习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将为学者开阔眼界和拓宽思路奠定牢固的根基，在资料的海洋中准确捕捞最有价值的史料，从新的角度解读史料的多维含义，进而挖掘历史深处的潜义。

　　理论决定如何提问，启发新知。学术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需要提出牵动全局的问题。对此，张光直说：“我们应当先知其所以然才能决定其然”，使我们知其所以然的便是理论。知其所以然就是提出问题的能力，是洞悉历史复杂内涵的学术眼光和见识，是对问题在宏观层面的理论把握。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洞察力不会从天而降，需要多种社会科学理论的滋养与浸润，在更高和更多的层面实现对问题的领悟与解读。多种社会科学理论的训练，将增加我们在专业研究中的观察角度。“跳出中国的圈子，彻底了解各个学科主流中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找到研究的突破口，凝练自己学科的新问题，我们的专业认识才会更深入、更透彻、更全面。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一般是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之上，不可能解释人类文明的全部进程。研读中国史料一方面是为了解答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可以用中国的历史事实和研究结论来验证、充实乃至修正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此，“我们才能看得出来有哪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能适用于中国史，有哪些理论需借中国史实加以修正，以及从中国史实中可以归纳出来哪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法则”。中国史研究的意义已不再限于中国问题本身，而是以此来检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有效性，进而根据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料来改进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甚至建立社会科学新的理论，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法则。换言之，用中国古代史和从中国古代史发展本身得出的法则，来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力求通过中国文明进程和发展模式的探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内涵作出原创性贡献。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