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存在，还本质地指向未来，中国梦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既有超越性又有现实性的当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中国元素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基因。对中国模式进行哲学反思是实现中国梦的一种思想路径和精神动力。中国模式的表层是经济发展的奇迹，中间层是政治制度的内在优势，深层是中国文化的元素或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要进一步注入中国元素，要将“仁爱”经反思和批判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模式正走在路上，它不是自我封闭的真理体系或完美的实践模型，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性修养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的结合还有许多空白，而“新”“老”传统的消极因素的勾连已然成为阻碍现代化进程的障碍。近代以降我们的文化传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由马中西融合创新形成的新传统。

　　关 键 词：中国梦；中国元素；中国模式；哲学反思

　　作者简介：邵龙宝，男，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伦理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3)07－0005－06

　　中国梦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之上，既有超越性又有现实性的当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中国梦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机统一的科学表达；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它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它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人民的梦、集体的梦、单位的梦、家庭的梦和个人的梦的有机统一——体现为强国梦、复兴梦和幸福梦。中国梦是精神的旗帜、民族的愿景、时代的强音、人民的期盼。中国梦着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中国元素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基因；中国模式是中国梦的现实形态，中国梦的提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执政方略。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恩格斯说：“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对中国模式进行哲学反思是实现中国梦的一种思想路径和精神动力。

　　中国模式是一个有层次、要素、特点等组成的一个结构。它至少可以分三个层次：最外的表层是经济发展的奇迹，中间层是政治制度的内在优势，深层是中国文化的元素与中国精神。

　　一、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在于中国制度的内在优越性

　　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在于政治制度的内在优势：其一，在于政治制度体现了有效性，我们很少有类似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的权力多元导致的各权力机关之间互相扯皮、互相掣肘，政治权力运行效率不高、成本高昂的问题。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在《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一书中写道：“经济危机将整个欧美变成人人自危的恐怖之地。……然而在中国，人们在见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幸福感也与日俱增。”她的观点来自于广阔视野的一种比较，如在与冰岛模式、东欧模式、智利模式等的比较中得出的中国模式的优势，使得新自由主义的独一无二受到普遍的质疑，使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看到了中国模式的精髓就是“团结就是力量”的整体主义的中国元素。用我们的话来说，它能组织和调动起八千多万党员和十三亿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曾经预言“共产主义在20世纪兴起又在20世纪终结”的日裔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撰文认为，“与其他权威政府相比，中国的机制化程度相当高。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一个高度适应性强、独立自主和上下一致的组织，能够在偌大的一个国家动员所有成员——中国体制更少受到个人因素影响，更为现代”。中国制度的优势表现在决策和行动的效率高。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体现了更广泛和高效地服务于民众的优越性。可以说，我们的制度是代表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它切实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是具有中国元素、民族特色的制度。其二，能为现代化目标做出长远规划且能在动态中加以调整，确保改革开放在和谐稳定的环境中逐步推进。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已经实现了许多阶段性成果，不仅使得全体中国人改善了生活质量，也给全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和好处。我们的现代化目标绝不是欧美式的现代化，而是要为全人类探索一种真正幸福的生活之途；它注重精神价值的追求，这正是中央号召全国上下致力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宗旨。我们的现代化更加注重意义世界的构建，我们的最高理想和目标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三，我们的政治制度有足够的组织上的激励去执行和维护经济发展的战略。其四，能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其五，能为“包括地级市和县在内的几千个地方政府间互相竞争，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学习和创新平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上有大政方针，下有广泛试验创新，中有多层次研讨交流和知识扩散，从而使得改革年代的中国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最有活力的知识更新和制度创新的试验场”。[1]其六，在面对国际国内危机时善于化危机为机遇。中国中央政府不仅能为现代化目标做出长远规划，还能在动态中加以调整。[2]中国政府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有威信的政府，它能确保改革开放在和谐稳定的环境中逐步推进，在有效借鉴西方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使得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转型以及国家能力的增长有机结合，这样一个有威信的强势政府才有足够的组织上的激励去执行和维护经济发展的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明显进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独立性、自由度和参与度空前高涨，无论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伴随信息化、网络化程度的提高，无论舆论监督机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程度，党内民主和多党合作机制都取得了明显进展。中国定然会创造政治发展的奇迹，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更加优越的政治文明，以满足民权的需要，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实现有效执政，满足可持续发展；实现依法治官，遏制并解决腐败的蔓延。如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政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环境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变化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优化一定会为经济发展创生出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教育的普及和收入提高带来的最重要结果不是技术的扩散，而是对大众参与和对政治问责及需求的不断增长。”[3]

二、中国模式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驱动力

　　上述六个方面的制度优势的深层原因之一是由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的内驱力在发挥效应。比如我们制度的决策和行动的高效与我们文化传统的大一统有密切的关系；与我们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等中华民族精神有关；与我们文化传统的“阴阳协调”、“整体和谐”、“以民为本”、“生生之谓德”、“天地之大德曰生”等智慧和凝聚力有关。我们的传统有一种整体和谐的优势，整体和谐是中国元素中最重要的内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上下互动，既有“自下而上”又有“自上而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一个整体和谐、可持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央政府的通盘指导为各个城市和县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学习和创新的大环境和平台。正是上有大政方针，下有广泛实验创新，中有多层次研讨交流和知识扩散，才使得改革年代的中国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最有活力的知识更新和制度创新的试验场。

　　又如在面对国际国内危机时我们善于化危机为机遇，在历史上从春秋战国到近代，曾经遇到过七次危机，中华民族凭借自己的智慧度过了危机。今天我们在国际政治上的“因时而变、以变求胜、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等又与传统的“和合”、“包容”理念以及“中庸之道”中的“权变思想”等有密切的关联。2013年6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中明确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习近平指出，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得到对方积极回应。奥巴马表示不愿错失把两国关系推向更高水平的良机。通过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两国元首面对面确立和巩固了今年3月在电话中达成的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共识，使其成为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战略抉择。中美双方选择的不是对抗，而是合作。这是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奥巴马也表示，美中合作而不对抗，就更有可能实现各自安全和繁荣的目标。

　　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的“仁爱”、“忧患意识”、“天人合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革故鼎新”等中国元素都在发挥作用。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四个遗产：一是世界上唯一的5000年从未中断的文化和文明，二是大国的领土，三是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四是很多科学发明的记录。李约瑟曾在剑桥大学的寓所说过：“从五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对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绝不是四大发明，不是四十项发明，也不是四百项发明，而是大大小小四千多项发明。这头沉睡的雄狮一旦苏醒过来，一定会对世界做出更加伟大的贡献。”那么，支撑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智慧是什么呢？是阴阳协调、整体和谐、直觉顿悟、有机论的思维模式。这种智慧是中国元素的核心，它经由文化传统这个“流”贯通古今，被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中所继承和弘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制度和机制运行的智慧特点。

　　中华民族一方面有悠久的古代历史文化的辉煌，另一方面我们又有近代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耻辱史。我们不仅有古代文化的丰厚资源还有近代在苦难中获得的足够的历史教训和反思的成果。儒释道传统文化是中国模式的文化底蕴，一直在现代转化的动态演化中，同时它的负面效应也一直在困扰着国人，有许多需要澄清和排除的“传统情结”的迷障。反思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他们早就意识到西方列强之强并非单纯器物层面之强，而是包括制度机制和观念的综合之强，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强者不在于器而在于政”。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之一是，只看到宪政的好处而未能充分认识宪政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宪政是一个历史概念，1689年《权利法案》的通过标志着英国确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宪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的产物。到了18世纪的欧洲，在启蒙思想的引领下，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宪政思想和制度深入人心。恩格斯在1884年3月24日致爱·伯恩斯坦的信中说道：“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东西。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1页)宪政蕴含着深刻的阶级内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当它进入到某一民族国家时，一定要适应该国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它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制度”。国家的性质与政权的组成形式是宪政问题的实质，宪政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它伴随宪法的产生而产生。资产阶级的宪政必定要被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所取代。宪政在英国、德国、法国由于其文化历史的背景不同，其内涵均有差异，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宪政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曾批判西方的资产阶级宪政时说道：“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4]在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的宪政要比宗法专制主义的清王朝在制度上先进，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宪政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就是缺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代中央领导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呕心沥血、上下求索，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然形成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特色。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而不是照搬移植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可见，近代以降我们的文化传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马中西融合创新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