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科学的权威化导致的众多成果之一，是现代历史学科的确立与知识界历史主义的兴起。人文学界以历史主义的指导原则与技术手段来进行文学史学科的构建，导致作为一种文学研究形式的文学史话语实践的发生。

　　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形式，文学史的根本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将文学作品置于一个关于文学传统的序列之中，因此，文学史在文学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韦勒克曾高度评价文学史的兴起，称之为“人类智力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这场“伟大的革命”源自西方语境，而当时西方语境中起主导作用的关键因素与人类历史上另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代科学革命颇有关联。16—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特别是专门化的职业科学家出现以后，知识的专业化和科学的体制化使科学权威的扩展成为一种显在的趋势。这种权威化倾向既存在于科学、科学家与整个外部社会大环境的关系中，也存在于科学与学术体系内部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中。由此，科学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以及对这种影响力的某种程度的抵抗，影响了西方近代历史意识，进而推动了文学史的产生。

　　对确定性的追求使历史意识渐趋增强

　　科学的兴起与近代西方对事物本质及确定性日益迫切的探寻紧密相关，体现了人们关于普遍真理的信念，更新了知识界的研究方式。16世纪，培根通过倡导对经验的直接观察和归纳，将个别性事实与普遍性真理联系起来，而历史对他而言是经验的贮藏所、获取经验的基础，因而是真理的领域。在他看来，自然与历史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关联。自然界中的有机体展现了依时间而运行的生长秩序。这种秩序由其自然本性所决定，并始终体现着自然本性。自然在时间中展现自身本性的过程就被理解为历史，而对事物自然本性的认识也必然只能通过对其历史进程的观察得以把握。培根关于文学的历史的构想正是出于同样的认知逻辑，他对待诗或文学的态度基于他在自然研究中秉持的科学立场。文学在历史中展露关于自身的真相，而对文学的研究，对文学本性、文学秩序的思索必然需要一种历史意识的参与。

　　与培根不同，笛卡尔从研究科学活动的主体出发，提出普遍理性原则，强调人类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任何事物都要经由理性裁判。在笛卡尔看来，从感官获取的经验是不可靠的，从经验归纳而来的真理知识值得怀疑，只有运用人类理性才能获致确定性的真理知识。法国启蒙主义者接受了这种理性至上原则，从对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欣羡，转而认为凭借人类理性，制定出完美的社会改革方案，通过理想的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行，社会也必将取得和自然科学相称的进步。但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引发人们对普遍理性原则的质疑，这导致浪漫主义的兴起。浪漫主义热衷于历史研究，强调历史研究对获致真理的贡献，甚至发展了一种极端的对过去历史的偏爱兴趣，强调对过去历史场景的细致刻画，有利于人们借助历史作品想象性回到过去。正是这种历史意识，使得整个知识领域显现出历史主义倾向。

　　实际上，早在17世纪，英国的洛克即已开始质疑普遍理性原则，创立了经验主义感觉论，强调通过人的感官知觉能力可以获得真理。经验主义感觉论确认了人的感官知觉的可靠性，从而承认了个人体验、个人感觉、个体精神的地位。与此相关，以个体感觉经验为基础的审美、文学的自身价值得到确认，在知识领域中的身份合法化。个体化原则、个性意识开始为人所关注，与个体化原则相关的历史意识渐趋增强，历史维度构成有价值的参考坐标，相应地，探讨文学的历史或者说在历史中构建文学被认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文学史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沃顿的《英诗史》就是在这一语境下诞生的。沃顿从感觉经验论发展出的心理学角度入手，将文学的历史进程对应于从想象上升为理性的心理过程。由于以个人感觉经验为基础的研究必然涉及许多非理性因素，因此，以沃顿为代表的18世纪学者普遍尝试以理性原则作为统摄与引导，将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视为一种理想状态。对历史进程的这种理解仍然指向时代所尊奉的理性原则，并以之裁判历史，因此，沃顿所持有的进步观仍是启蒙理性支配下的进步观。

　　在文学史中贯穿民族精神

　　首次真正提出撰写文学史的是18世纪的赫尔德。他奠定了彰显民族精神、体现追求自由进步、关注当下与未来的文学史框架。赫尔德的文学史构想中所强调的民族精神在19世纪成为历史研究中的关键词。18世纪德国文化复兴对普遍理性原则的反抗与对本民族历史的颂扬，一定程度上与莱布尼茨以单子论为核心的思想有关。单子论证明了个体作为独立有机体的存在价值，个体的自身运行逻辑体现为个体独有的历史、传统。赫尔德挖掘了这一蕴藏于莱布尼茨思想中的内涵，强调个体的独特价值与合法性，以历史理性抗衡普遍理性，肯定民族的独特性，而历史就成为民族独特价值的证明，由此必然要求文学史中贯穿民族精神。

　　19世纪浪漫主义者充分发挥了这一对个体化原则与历史意识的推崇，民族国家间的差异被视为根本性的。如果说，为18世纪精神统一的启蒙理想提供支撑的是抽象的物理学原理，那么在19世纪，在阐释国家差异时这种物理学原理便让位于以个体性、多样性为基础的生物学原理，相应地，统一的启蒙理性便被源于生物性差异的民族国家的精神自由所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历史的核心力量。19世纪后期达尔文进化论在科学与思想领域的大获全胜支持了这种种族差异、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激起了民族主义，生物进化又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扩展为文化进化、社会进化，整个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的历史书写，便有意识地以民族作为自己的中心议题，历史学发展成民族史学。文学史的话语实践同样发生于19世纪，如果没有对个体化原则、个性意识、历史意识的承认，没有一种无限发展的观念，就不可能有文学史。只有在19世纪推崇个体化原则、历史意识、拥有发展观念的浪漫主义时期才可能实现文学史的勃兴。

　　概言之，科学的权威化是西方文明认识思维普及、哲学理性统摄及科学体制确立的基础性过程，由此导致的众多成果之一即是现代历史学科的确立与知识界历史主义的兴起。人文学界以历史主义的指导原则与技术手段来进行文学史学科的构建，导致作为一种文学研究形式的文学史话语实践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果延伸与刺激了中国文学史的兴起，并最终定型为一种普遍知识模式。以民族国家观念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以叙述文学史来实现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在文学史西学东渐后，便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史的标准印象。

 （作者单位：周小琴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