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献信息的获取已发展为纸本翻阅、电子资源简单检索及知识发现共存的阶段，对文献的全面搜集成为可能。近年来，史学研究与数字化时代同步推进趋势日益明显，学者普遍对其前景表示乐观。

　　数字化史料更生动更直观

　　当前，数字资源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内容，这一框架下，出现了机构知识库、开放获取、虚拟学术社区模式等获取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表示，“数字化资源对史学研究现代化、时代化、科学化十分重要。”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袁林认为，信息技术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首先表现在对海量史料的管理和利用方面。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王川回顾说，他在研究民国时期的西藏史时，除广泛运用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上海图书馆的近代期刊数据等国内资源外，还关注了国外某些网站发布的西藏历史档案、西方人拍摄的民国时期西藏照片等资料。但同时他也强调，在使用这些资料时要注意立场和观点。

　　借助多媒体工具，研究人员可以用数字模拟方式展现历史场景和历史过程，使历史研究和教学变得更加生动和直观。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鲁东明介绍，自1997年至今，浙大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国内多家单位深入开展敦煌石窟信息记录、色彩演变机理研究、色彩虚拟复原研究、虚拟展示研究等，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领域的尖端科技应用于文物保护的实际问题。在地图资料领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开发了“中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这是首套涵盖中国历代版图、政区与人口数据的地理信息系统，包括从西汉至2000年各时期的全国人口数据及政区。

　　催生学科交叉研究方法

　　数字化将技术与人类智慧结合，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学科交叉研究方法。鲁东明表示，“数字化技术可以将文化遗产全息、保真地搬进计算机，并通过网络辐射到世界各个角落，这对以文献为主要研究基础的史学而言是一种全新方式。”谈及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绘制历史地图的感受，侯杨方表示，传统纸质绘图无法及时更新，且容纳的信息量有限，无法全面反映自然环境、经济、人口、文化等各种要素，无法提供便捷的查询、检索、定制等功能，这些问题都在地理信息系统中被一一解决。

　　计算机技术与数学方法结合，也推动史学研究得到一些深度的定量结论。在西北灾荒历史研究中，袁林运用数学中的谱分析法，借助计算机得出了西北各类灾害和饥荒发生的周期。“这种纯粹的数理统计方法其实还可应用于许多历史现象发生周期的研究，例如人口增减、物价波动、经济升降、王朝更替、社会盛衰、边界变动、战和交替等。”袁林团队还做过尝试，在文献对校、文字考证、文字训诂、简单史实考证等方面都有可能实现部分自动化。

　　提高数字化趋势敏感度

　　大规模数字图书馆可不分时间、地点，以最便捷的方式提供目录检索和文献原本。历史文献全文数据库则可以帮助学者深度利用文献，根据自己的需要形成二次文献。据此，已有机构和学者建立了新的全文数据库，如香港迪志公司的“四库全书电子版”、袁林主持的“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等。

　　袁林表示，现有的全文数据库有两个基本缺陷：收入文献仍然较少，仅占历史文献很小一部分；不是语料库，未能实现词切分。在“汉籍数字图书馆”二期项目中，袁林和团队正试图解决有关问题。“汉籍数字图书馆”除收录传世文献外，正在进行甲骨文、金文、敦煌文献、石刻文献、古代地图等文献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有些已接近完成。该数据库还预留了接口，以待陆续增添文本数据，使之逐渐过渡为全文数据库。

　　“当前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已经超越了早前将传统文献简单电子化以实现便捷检索的阶段。”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剑表示。在他看来，受读者需求及传播方式的影响，在当下及不久的将来，Ｅ资源和Ｅ-ＯＮＬＹ资源将成为最主要的资源形式。

　　“但学界对此趋势还没有做好准备。”袁林认为障碍主要有两点，一是缺少能够了解计算机技术的史学家，不能有效实现史学和计算机的学科沟通；二是史料数字化还有大量工作未完成，且史学界相对缺乏动力。

　　有学者认为，提高数字化资源利用率固然重要，但史学研究成果并不会从资源中自发得出。王剑表示，文献信息的精准获取，容易使研究人员产生依赖，而逐渐失去仔细研读文献的能力。学术研究的重要起点，不可能通过文献信息的精准获取而得到。在文献搜集的过程中，依赖于搜索引擎或知识发现系统，很难做到对实际研究真正有用的文献的全面获取。对任何形式数字资源的搜集，都是建立在对精准概念或关键词的使用上，而这些概念和关键词并不能完全表达出学术研究的全部内涵。

　　面对史学数字化进程，袁林提出，要主动介入史料数字化工作。这样，史学研究数字化的前景将是非常光明的。